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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访几部老电影中的英雄原型

归档日期:11-25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地雷战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老英雄看上去比电影里的赵虎还要高大、魁梧,只是精神里“虎气”已经不多,毕竟是79岁啦!他如今是耳聋眼花,语言表达也已十分迟钝。我进屋时,他正躺在炕上。听说是来采访地雷战的,老人慢慢地起身,正襟危坐,运足了气力,高声说了句:“打鬼子,我就从来没怕过,就为的是给咱中国人出口气!”这声音,这气概,还是英雄的。

  赵守福当年是一只猛虎,一只咆哮着扑向敌群的猛虎。在海阳地雷战中,他出生入死,敢打敢冲,一人就炸死、炸伤敌人183名,先后6次获得胶东军区授予的“钢枪奖”。军区司令员对他竖起大拇指,连称“好小子!”赵守福的大名威震敌胆,日本鬼子四处张贴布告:“活捉赵守福者赏洋一万元,割他的头者赏洋五千……”

  提起这些,老英雄朗声大笑,摆摆粗糙的手掌,连说“不讲自己,不讲自己,我讲讲咱海阳的地雷战!”

  在8年抗日战争中,海阳民兵共作战2000余次,毙伤俘敌1500多名,缴获各种武器600余种,共涌现出县以上英雄500多名。赵守福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  解放后,他被选为四、五、六届全国人大代表,曾10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。1962年拍电影《地雷战》,他积极为摄制组提供材料,给饰演赵虎的演员讲述当年的战斗场面,前前后后跟着忙活了一个多月。

  晚年,赵守福时常给青少年讲讲爱国主义课,并为建立“地雷战纪念馆”而奔忙,现在纪念馆终于立了起来。王玉龙:《地道战》中的高老忠

  北京酒仙桥电子管厂宿舍里,有一位高大健壮的老人。虽然住进北京城已近40年,但若系上白毛巾,他仍是个标准的河北农民的形象。朴实、直爽,没有一丝京城老汉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,连口音都还是纯粹冀中腔,不带半点京味,只是他的脸没有电影里高老忠那样圆,他是长方脸。

  “我叫王玉龙,原先叫王印怀,参加革命后为躲避敌人抓捕才改的。咱冉庄人都叫我大炮,因为我性子直!”他直声直气地向我“宣告”。

  这是一间一居室的房子,老人和老伴住在这里,老伴已经双目失明,饮食起居要靠他照顾,接班当了电子管厂工人的孙女也常常过来帮忙。

  “采访我?我已经‘牺牲’了!”老人不无幽默地这样说,之后又禁不住大笑起来。

  “拍电影的时候,导演确实跟我商量过,说是咱们中国这边得牺牲一个,才能增强艺术感染力,说是‘牺牲’村长吧,激起人们对鬼子的仇恨。我说中!这样我就牺牲了!电影还是跟生活不一样的,就是我不姓高,也不是高传宝的父亲,高传宝其实是高振峰、高振福两个人合成的,他们都是我的同龄人。打鬼子那时,我是村长,高振福是党支部书记,高振峰是民兵队长!”

  抗战中,英雄的冉庄民兵先后作战157次,其中地道战17次,依托地道进行伏击、追击战斗55次,配合地方武装出村作战85次,杀敌2100余人,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作为村长,王玉龙自有不可磨灭的功绩。当年冀中军区吕正操等领导人曾多次嘉奖冉庄民兵。

  解放后,王玉龙任乡长。1957年成立高级社,又任社长。后来因老伴眼睛失明,加之孩子需要照顾,辞去工作。1958年,王玉龙带着老伴、孩子到北京,在酒仙桥电子管厂当工人。做过锅炉工,后来又到食堂工作。当年他的上级领导、区委书记张森林来到北京铁路分局做党委书记,张书记曾多次找到他,说根据他的资历和贡献,可考虑给他重新安排工作,王玉龙都谢绝了。他对记者说:“我没有文化,横竖不能当官,那容易误事,还是当工人好!”就这样,他一直在食堂工作到离休。

  老人已经78岁了,每月拿离休金500多元,他说:“这些钱足够了!”的确,他的生活很简朴,除了那盆剑兰,几乎没有什么带色彩的东西。

  老人有时还到郊外挖点野菜,回来和老伴一起吃个新鲜,也品尝品尝乡下的生活气息。前两年,他还常回冉庄,看看那里的父老乡亲,现在,不大回去了,腿脚不灵便,但冉庄人一进京,那是一定要来看他们的老村长的。冯德清:《苦菜花》中的娟子

  在山东省烟台市庆安里的胡同里,我寻找冯德清老人的住处,随便问一个中年男子,那人“噢”了一声,自告奋勇地带我去找,边走边对我说:“那真是个好老太太,待人特别好,一点架子都没有。可这位老人至今还住在狭窄的平房里,连自来水也没有,老人家每天要提着水桶到50米外的马路边去提水,再把污水提出去倒在马路边的下水道里。”正走着,迎面走来一位老太太,中年男子对我说她就是“娟子”。

  “我不是娟子,小说电影那是艺术加工,这你做记者的比我明白。我也没有啥说的,不过你大老远来的,我一句话不说也不好。”

  老人有3个儿子,3个女儿,现在和小孙子在一起生活。当我问起老人的生活状况时,她说:“挺好!我虽然工资不高,从1952年定级一直到离休从未长过工资,但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,我还是很幸福的。”

  虽然历尽沧桑,但老人家对党的信仰依然如故。“党要建设好,反腐败要搞彻底,这样的话,我们这些老同志就放心啦!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要求!”这是她在谈话中多次强调的。

  冯德清老人经常和居委会的老姐妹一起工作,或执勤,或打扫卫生,问她为什么,她这样回答:“我是个老党员了,党叫干啥就干啥呗。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,老了,没了单位,就听从居委会的呗。”夏光:《沙家浜》中的郭建光

  怎么能令人相信呢?当台上的郭建光越来越红的时候,台下的“郭建光”却越描越黑,“出卖同志的叛徒!”“和胡传魁穿一条裤子。”甚至连党籍都丢掉了。

  直到“”结束后,叶飞同志的疾呼才显示出了强大的震撼力,“夏光的案子要尽快平反,不要留尾巴!”

  1978年,中共中央组织部专程到江苏省委甄别夏光的问题,查阅历史档案,访问老同志,结论很快产生,“出卖同志”、“与汉奸勾结”的说法均属“莫须有”。

  于是,省委、省政府在后半山园特意给夏光盖了个“将军楼”,人们去接他时,他住在一个极小的屋子里,高大瘦削的身影背对着屋门,官复原职的“诏书”并未使他惊喜,而是缓缓地转过身来,捧出《新四军苏南东路武装斗争史实纪要》、《战斗在阳澄湖畔》的手稿,平静地说:“这是我20年的工作,请党组织检查!”

  前几年,当全国泛滥“公司热”的时候,有人想通过他找关系做买卖,都被他严词拒绝。他有一儿两女,对于他们的成长,他只负责教育,别的都要靠他们自己去努力。并且,他有一条特殊的家规,即任何人在外面都不许提他的名字。

  记者参观了“将军楼”,从一楼到二楼,看不到一点特殊之处,旧沙发、旧衣柜、旧床、旧蚊帐,公家配给的一个空调,老人却从来不开机,理由是“怕浪费国家的电!”

  对此,夏光这样解释:“就因为我是党员,我是干部!今天这个江山,我是当初的创建者之一,我不能带头败坏它。”明德英:《沂蒙颂》中的“红嫂”

  几年前,当我走进了山东省沂南县马牧池乡横河村,看到的是一个天生聋哑的93岁老妇。她就是那位富于传奇色彩的“红嫂”。

  就是在这个农家小院,1985年秋天,一个60岁的老汉三步并作两步地扑到这个老妇人面前,长跪不起,连声呼唤“娘!娘!娘!您的儿子来看您来啦!”

  “儿子”与“母亲”分别了整整43年。“母亲”叫明德英,“儿子”叫庄新民。电影《沂蒙颂》,讲的就是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故事。

  革命战争胜利后,庄新民随陈毅进驻上海,在上海市军管会做后勤工作。他历尽周折,终于在1952年打听到了救命恩人明德英的下落,她还住在横河村。从此,庄新民每月都给他的妈妈寄钱,逢年过节寄礼品,问寒问暖,比亲儿还孝顺。明德英也经常对人家比划,她还有个好儿子在上海,待她好着呢!

  “”中,有人对庄新民在明德英家里养伤的40多天时间,提出了质疑,甚至污蔑他脱队、逃跑。于是,外调人员来到马牧池村,找到明德英的家,说明了来意。老人家对此指天划地拍胸脯,又用手比量一个小孩的身高,说着说着,眼泪就大颗大颗地落了下来。她的丈夫对来人说:“她的意思是,天地良心,当时庄新民还是个16岁的小孩子呀,就拼着命跟鬼子干,不容易呀,他是个小英雄,你们可不要冤枉他,不要害他呀!”来人也感动了,他们相信了老人家的话,回去如实向上头做了汇报。妈妈再一次救了庄新民的命。

  明德英的家,并不是像有些人渲染的那么寒酸,三间红瓦房,围有一人多高的院子,小院显得宽敞平整,依山傍水,越发衬出清新的气息。这是政府拨款5000元建造的。(注:明德英已于1995年去世)汪月霞:《海霞》中的海霞

  3月中旬的一个傍晚,在浙江省温州市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,记者敲开了汪月霞的家门。

  老英雄并不见多少老态,1米63的身材,略显微胖,腰板却是直直的,黑红的肤色,圆脸,凤眼,烫着齐耳短发,这精神状态极易令人忆起她“飒爽英姿五尺枪”的当年,难怪陪同我的温州市政府老干部项治国由衷感叹:“汪大姐风采不减哪!”

  环顾这个三室一厅的“厅”,记者不禁生出一点惊诧。白色的墙皮已呈灰黄并开始剥落,裙围刷的是20几年前流行的蓝漆,没有地毯,也没有地板,只有一台小彩电,在厅里显示着微弱的现代气息。这难道就是一位市人大副主任的家吗?

  “我倒并不觉得寒酸!干部的家就一定要豪华,一定要奢侈吗?”汪月霞这样回答我的疑问,“我认为党和人民给我的已经够多了,我从一个贫苦的渔家女,能够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,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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